出版 Releases >> 大大樹製作 Trees Music Production >> 伊布拉印飛列 Ibrahim Ferrer - 專文 Essa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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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軀殼內的年輕靈魂——伊布拉印‧飛列小傳 ◎吳宜倫1927年，在古巴聖地牙哥一場熱鬧非常的舞會中，一名女子產下了男嬰，斯時斯景彷彿預告了男嬰日後將與歌舞無法分離的人生。這是伊布拉印‧飛列面對世界的開始。
12歲時，伊布拉印的母親過世，他只好一邊工作、一面走唱討生活。一年後，他與表兄弟組了「Pineo」樂團，專門在私人聚會中表演賺錢。當時他們被稱作「頌樂的年輕小夥子」。此後他也輾轉在幾個聖地牙哥的職業樂團中演唱。 1953年，伊布拉印加入另一個聖地牙哥樂團──巴喬‧阿隆索的樂團，成為全職音樂人。1959年該團（後改名為Los Bocusos）遷往首都哈瓦那，70年代他們在搗咖啡豆的聲響基礎上發展出一種新的節奏風格──pilon而大受歡迎，在這個以快節奏為主的樂團中，卻無法展露他的情歌天分。伊布拉印雖然享受過短暫的名氣，如唱紅了Mi Quimbin與El Platanal de Bartolo兩首歌，但都是樂團作品，沒有個人色彩，尤其是無從淋漓盡致地演唱情歌，成為他終生的遺憾，甚至曾經想要放棄歌唱生涯。 直至1996年，伊布拉印69歲，應英國World Circuit唱片之邀，在《記憶哈瓦那 I》專輯中，他以Dos Gardenias一曲被肯定為古巴情歌演唱之冠，才重燃他對歌唱的希望。 當他被World Circuit唱片邀請在專輯中表演時，正在哈瓦那的大街上散步，這是他的每日功課。路上的巧遇卻讓他參與了兩張古巴音樂經典專輯的錄音，一張是被題名葛萊美獎的《全古巴的至愛》，另一張是1998年榮獲葛萊美獎拉丁音樂獎的《記憶哈瓦那 I》。 不同於其他參與上述專輯的藝人，其他的古巴老藝人於20至50年代間，在全古巴或海外都曾享有盛名，伊布拉印卻從來不曾感受實至名歸的經驗，因此，他可以說是這兩張專輯的重大發現。現在的伊布拉印，盡情綻放其聖地牙哥鄉根樂風與哈瓦那都會傳統融合出的音樂色澤，是他從未享有的黃金時刻。 伊布拉印的歌聲獨到而細緻，他詮釋情歌的方式與多數古巴歌者不同，而且在古巴傳統頌樂即興演唱的功力也活躍旺盛，他自稱老軀殼內住著年輕的靈魂，也因此吸引了製作人萊庫德為他製作他的首張個人專輯。1999年，《記憶哈瓦那II：伊布拉印飛列》全球發行，並登上數十個國家的排行榜。此外，因為海外邀約不斷，終於有了他自己的樂團「伊布拉印‧飛列樂團」。 導演文溫德斯在1998年隨著庫德再次前往古巴延續哈瓦那的樂聲，以鏡頭記錄《記憶哈瓦那》專輯中老藝人的身影與音樂生命。當時，庫德正製作《記憶哈瓦那II：伊布拉印飛列》專輯，庫德全然為他那已不多見的唯美嗓音所迷倒，而他戲劇性的生命轉折及他童稚的純真，自然成為溫德斯紀錄片《樂士浮生錄》的主要人物。 原本是幾乎要被遺忘的歌者，70歲以後卻成為暢銷專輯的演唱者及賣座紀錄片的主角，也難怪伊布拉印會說：「我捏自己，夢成真了。年少時，想像著有一天要以自己的音樂環遊世界。唯一的一次機會是1962年到歐洲演出，接著遇到了導彈危機，我與巴喬‧阿隆索的樂團在巴黎與東歐演出，我們滯留歐洲，直至事件平息後才能回家。然後，一晃35年，什麼也沒發生。這錄音給予我活下去的意志。我正已是我那居於年老軀體內的年輕夢想而活，我期望另一張暢銷專輯！」（伊布拉印‧飛列於首張個人專輯《記憶哈瓦那II：伊布拉印‧飛列》發行時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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記憶哈瓦那——與伊布拉印相逢在古巴 ◎鍾適芳車至哈瓦那北達陡（Vedado），碩大的 地標「哈瓦那自由」（Habana Libre），守駐著觀光客的自由。街道昏暗，葉枝滲出微光，舊樓與老樹疊織一塊。試探著哈瓦那的初夜，與旅店相背而行，暗道中，路人總喜歡探問：Chino （華人）？
隱藏在二十三街兩旁的小吃攤向我招攬。容不下許多食物的玻璃箱裡，一兩份乾癟的三明治，像是摸彩箱裡最後的獎品，等著夜行人招領。 離革命廣場不遠的布叢區，綠色底牆壁上漆著紅色的大字Antiimperialistas（反帝國主義）。從這轉入小巷，巷底就是伊布拉印飛利（Ibraihim Ferrer）的新家。 伊布拉印自舊哈瓦那老公寓，遷到這有西班牙式簷廊的公寓一樓還不到半年。廊外，剝落卻仍鮮嫩的藍色粉牆，吊起鏽成紅銅色的大片鐵窗。客廳裡，烤黑漆的鐵椅還未拆下塑膠套，金銅桌腳圈起茶色玻璃的餐桌發散新亮。白牆一角懸的是伊布拉印崇拜的神：San Larzas。通往房間的門上掛著『記憶哈瓦那』（大大樹TMCD-164）的白金唱片獎。 此時的伊布拉印，已錄了兩張發行全世界的古巴傳統頌樂專輯『記憶哈瓦那』與他的個人專輯。 舊哈瓦那區的古巴舊樓，已被這多出的起居間與簷廊露台的一樓公寓取代。尾隨伊布拉印的介紹，讚嘆著房子的通風與清爽，伊布拉印太太的眼睛卻盯著露台的藍牆，若有所思：「 我還想把這面牆漆漆.....，時候還沒到，漆很貴。」 古巴什麼都缺 一九五九年，古巴革命後，卡斯楚與格瓦拉為避免古巴獨立後帝國主義的再次入侵，選擇了靠攏蘇聯的社會主義經濟策略，引發了美國自一九六一年開始，對古巴施行禁運與經濟封 鎖，這使得古巴在蘇聯解體前，完全仰賴共生的社會主義經濟共同體的運銷。蘇聯解體後，古巴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物資交換只得停止，加上美國掐緊古巴的原料出口，使得古巴人民的生活一度陷入困境。因為物資的缺 乏，修補房子，對古巴人而言並不容易。 伊布拉印坐上簷廊的搖椅，雕鑿不俗的烏木椅，大約經過了西班牙人的殖民，與美國的強權時代，仍堅挺 。 伊布拉印面著街，偶爾揚起手，點點頭，向行過的鄰人打招呼。鐵窗外兩個孩子裸著上身，手握油亮的木棍，揮棒，白色的球落在伊布拉印露台的另一張坐椅上。他走上前，拾起白球，我才見到那是一團紙揉成的硬球體，纏結著膠帶。伊布拉印舉起球，從鐵窗的格欄中丟還孩子，回頭，伊布拉印笑說：「古巴孩子的棒球。」 那時節，正是全古巴的棒球熱季，「美國人要來古巴打棒球了！」古巴人叨念著。封 鎖三十八年後，柯林頓特許的美國與古巴的「文化交流」。古巴全國各省間的棒球賽也先炙烈地燃燒，而哈瓦那的廣場總結集了團團擺龍門陣的男人，為他們心目中棒球明星的一棒一球，做生死的辯護。結集的活動 總能延續一整天而不疲累，咖啡店、街頭，男人唯一繪聲繪影的話題，只有棒球。聖地牙哥市中心，廣場上不知哪個單位，懸起棒球明星歷年的打擊率在老樹枝上，垂滿每一棵 大榕樹，讓風盪著。男人環著擺動的木板，發笑、爭吵、嚷吼著。 古巴人生活的第一課 伊布拉印烏木般黑色的臉映上近正午的陽光，目光隨孩子的嘻鬧聲遠去。他掏出懷在腰間的烏木短棒，棒的頂端刻著寬鼻的臉，耳上環著銅圈。「我媽媽留給我的，我到哪都帶著。」烏木是隨命運遷動 ，自非洲大陸帶來的，刻痕是遷移至古巴後才劃上的。烏木被不斷撫觸成滑亮無法辨視的物質。 伊布拉印從他的隨身熱水瓶裡，倒出小杯的濃咖啡，杯子是西班牙豔俗的橘黃，襯著小碟，伊招呼起是否需加糖，毫不思索，我賣弄起西班牙文：「Con leche，por favor（請加牛奶）！」一句表達了我平日喝咖啡習慣的回答，卻帶我進入古巴人生活的第一課。伊布拉印從上了鎖的五○年代青色大冰箱，找出一紙盒進口保久乳，輕輕地剪開紙盒一角，緩緩在我的小杯裡注入牛奶，我嘗起第一杯古巴 Homemade Coffee。電影學院的翻譯Elizabeth將我拉到一旁說：「牛奶為稀有的物資，古巴人一般只喝黑咖啡拌上大量的糖。」我想起這一路來喝過的咖啡，頂多調上粉狀奶精，只覺羞慚。 伊布拉印與歐洲唱片公司合作錄製兩張以他為主唱的專輯後，生活已漸改善，他描述革命前的生活，像他那樣的黑皮膚只能乞討，無法受教育。革命後，政府讓許多教師下鄉，使得古巴文盲在世界的比例大為降低，伊正在我本子上寫下一手飛舞的好字。 溫德斯鏡頭下的主角 文溫德斯（Wim Wenders）在一九九八年隨著庫德再次往古巴延續哈瓦那的樂聲，以鏡頭記錄『記憶哈瓦那』專輯中老藝人的身影與音樂生命。當時，庫德正為伊布拉印製作他的個人專輯，庫德全然為他那已不多見的唯美嗓音所迷倒，伊自然成為溫德斯九十分鐘紀錄片中主要的人物。 溫德斯的紀錄片同樣叫做「Buena Vista Social Club」，在樂聲與人物間，輕巧地帶入了古巴革命四十年後的景象，以淡彩繪出古巴與美國間的愛怨糾結。 影片中的老藝人除了在音樂上的飆放外，更有許多喜感逗人的對話，讓溫德斯慧黠地捕捉其中。有時隨他們的對話發笑時，也能同時哽咽、掉淚。 在溫德斯鏡頭交替下的古巴與美國，接續著伊布拉印的一段話，「古巴是個小國，但我們得驕傲地對抗一切好的與壞的。」有如哲學家般的精闢，伊布拉印說的是古巴走過四十年孤獨路的心得。 *本文節錄轉載自《TOGO旅遊情報》1999年9月號 |